DG事件:文化挪用与身份政治
2019-06-03 18: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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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意大利奢侈品品牌Dolce & Gabbana(杜嘉班纳,下称D&G)涉嫌“辱华”事件的导火索,源自该品牌面向中国市场推出的系列广告短片。

  在其中一部片子中,一名小眼睛的亚裔女性坐在幽暗、挂着灯笼的餐厅中用筷子艰难地吃“看起来太大了”的意大利食品。旁白充满嘲讽,认为“两根小棍子形状的餐具”难以驾驭“伟大的玛格丽特披萨”。还有一句似乎有恶意的话:“你以为你身在意大利,其实你在中国。”

  这部向中国市场推出的宣传片虽令部分观众深感别扭,但也可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。直到该品牌创始人之一、设计师Stefano Gabbana与质疑他的亚裔网民的聊天记录被公开,才做实了该品牌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无知、理解上的浅薄,以及自身骨子里的傲慢。“辱华”由此而来,激发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愤怒。在全球范围内,上述广告片和被公开的聊天记录同样引发广泛的批评。

  两种文明处于恰当距离,容易产生美感,被寄托以“彼岸”的向往。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,距离已经被网络空间无限缩小,彼岸情节已经消失,甚至出现此前从未有过的冲突烈度。D&G事件只是凸显这种冲突的最新案例,可借用“文化挪用”和“身份政治”理论稍加解析。

  所谓“文化挪用”(cultural appropriation),指的是一个文明使用了不属于自己文明的符号和元素,而且特指在缺乏了解与敬意的情况下使用。

  “敬意”是此前在文化融合中被忽视的词。在消费主义主导的商业社会中,不同文化之间的粗糙挪用随处可见。打着异域风情特色的产品、消费场所往往更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与想象。哪怕是国内三四线城市的美食街,眼下也能看到各种外来的文化符号:日本寿司店、韩国烤肉店、越南菜、泰国菜、法式面包、美国炸鸡等等,不少餐馆里还附带有特色的民俗表演。在早期,人们把它看作“地球村”的表现,认为家门口就能品尝和欣赏世界各国的美食与文化。但这种文化符号的使用,可以说比较粗糙的:从装修到风味,只能说是“意思意思”,是否带有敬意,真的需要打个问号。

  本世纪初,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•贝克(Ulrich Beck,1944—2015)为首的一些学者乐观地认为,全世界的青年都在全球化浪潮下变成风格类似的青年:看NBA、吃汉堡、看好莱坞电影、喝可口可乐。不过后来发生的一切逐渐证明,这种“趋同”的判断无疑是过于轻率了,哪怕是同样喝可口可乐的青年,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存在着极大的不同。而且,越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,这种细微的差别就越成为不可逾越的存在。

  假设这个片子出现在十年之前,未必会造成这么大的轰动,甚至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正面的讲述。刚刚融入世界的中国正渴望被世界所接纳,只要中国人在形象片中露个脸,扮演一个路人角色,也可能在中国人那里形成一种“受宠幸感”,被视为“中华文明走向世界”的案例。比如在2007年,另一个奢侈品品牌LV使用了中国元素“蛇皮袋”作为概念新品,这在国内成了令人兴奋的谈资。

  然而,十年过去,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核心玩家,国际地位今非昔比。尤其是在几乎所有国际大企业都不得不考虑中国市场的今天,“廉价的示好”并不会获得中国人的接纳。D&G的广告宣传片,就是一次糟糕的文化挪用:在展示中国元素之时,缺乏诚意与敬意,似乎完全把那些元素当做了工具化的“快消品”。

  因“文化挪用”而产生的愤怒,出现在当下全球化似乎失去动力之时。在文化与文化之间、国家与国家之间,这种交锋逐渐变得锐利起来。社交媒体成为文化之辩的主要场域,成为民间反全球化的情绪起点。对“文化挪用”的抗议,最早出现在西方多元主义国家,因为不同文化的交锋,很快就引出了种族之间的现实政治问题。种族问题在西方一直存在,即使是在平权运动盛行半个世纪之后。比如,在西方生活的黑人、印第安人、拉丁人、华裔、印度裔等少数族裔,在求学和职业生涯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“玻璃门”;而且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也时有爆发。在西方每个少数族裔的背后,都对应着一种异质文化。他们一方面是主流社会的“他者”,被边缘的群体;一方面又是大众审美的卖点,被拿来作为“文化噱头”。

  一个案例是被广泛用于美国流行音乐创作中的“黑人音乐”。众所周知,黑人音乐为当代美国流行音乐注入了很多重要元素,比如蓝调、新奥尔良爵士、摇摆乐等。众多白人歌星、创作家都公开借鉴黑人音乐,并表达敬意。这种致敬一度令美国黑人感到自豪,但事实上,除了在少数领域,美国黑人在社会大多数行业中都处于弱势状态,很难跻身行业顶端。对白人歌手的所谓“敬意”,他们很可能采取更尖锐的回击:既然在社会中,“你们是你们”,“我们是我们”,那为什么“你们”要用“我们”的音乐?道理在哪里?他们会认可玩黑人音乐的黑人歌手,但对于白人歌手玩黑人音乐,则觉得不怀好意。

  黑人音乐问题,虽然只存在于美国内部,但不排除该事件的进一步发酵,以致变成种族间、区域间的矛盾,甚至变成国家间的紧张关系。比如白人群体对于墨裔美国人的鄙视,就很容易造成墨西哥的愤怒反弹;对华裔的不公正待遇,又会刺激到大洋彼岸的中国人。

  越是在融合的过程中,越让人明白到自己“身份”的重要性。在全球化早期,每个人都因成为“世界一部分”而感到激动;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,尤其是历经多元社会的锻造,最终每个人又无奈地发现,自己还是自己。你成为不了“世界公民”。

  2004年,政治学者塞缪尔•亨廷顿(Samuel P. Huntington,1927—2008)出版了《我们是谁?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》,这部书当时受到部分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和指责。但在本书初版十几年、亨廷顿逝去也已十年之后,从特朗普上台前后和最近世界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中,我们不难发现,《我们是谁》真是一部有预言性的著作。在《我们是谁》中,亨廷顿提到了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问题。他从美国的现实问题出发,所聚焦的是对美国的变化的深刻忧虑和不安,但其启示却是多方面的,对其他国家应对当下的问题也有其深刻的意义。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其思考的前瞻性和预见性。应该说,这部十多年前出版的名著所揭示的问题,正是今天全球所遇到的。

  另一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•福山也注意到了身份对于当代政治的重要性:“群体开始一次次地认为他们的身份——无论是民族、宗教、种族、性、性别还是其他的身份——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。身份政治不再是个次要现象,仅限于大学校园内,或者为大众媒体推动的‘文化战争’中的低成本、小规模冲突提供背景。相反,它已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。”

  社交媒体上多场旷日持久的争论,往往聚焦于身份政治问题。不可否认,“立场决定观点”,一个人的政治诉求与政治观点,很大程度上与其身份相关。文化挪用,实际上就是要精细区分“你们”与“我们”。潜台词是,“我们”和“你们”存在身份上的区别,这造成文化上的区别。2014至2016年间,我们突然惊讶于不少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多年的“穆二代”,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蛊惑,重新回到中东参加伊斯兰国发起的“圣战”。有法国媒体指出,这些穆斯林移民来到西方后并没有得到身份的认同感,一直以“他者”身份存在,在求学就业上都遭遇天花板。作为移民,他们对西方的理想化想象逐渐消失,甚至放弃了融入的努力。接触到极端主义的声音——伊斯兰国的宣传机器之时,他们的身份意识就会被重新激起。

  全球化被描述为一个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过程。但事实上,良好的融合并非常态, 身份意识的强化加速了“你们”和“我们”的区分与冲突。一些特定的文化符号成了讨论的焦点。

  不久前,在美国某所学校里,一位白人女高中生在一次舞会中穿上了旗袍,然后她把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站。但很快,多位网民,尤其是亚裔网民激烈回呛。他们表示:“你穿着它只是因为它穿起来好看,但你完全缺乏对东方文化的热爱与足够的了解。”“你穿着它就是一种冒犯。”言下之意,网民会认为,以她的身份(白人),她不应该穿旗袍(华人)。也有很多网民认为,女学生穿旗袍是一种主动示好的行为,不应遭到这样的诋毁。

  不论如何,这事件展示出一个清晰的事实:轻浮的消费主义态度,很容易激发不同身份者的敌对情绪。

  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•萨义德(Edward Said,1935—2003)在其著作《东方学》中指出:从本质上说,东方主义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人以西方种族文化优越论为标准,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的类型化和符号化,形成的一套妖魔化东方的权力话语体系。在这套话语体系中,西方是正面的、阳性的、先进的、文明的,而东方则是它的对立面,是负面的、阴性的、落后的、原始的(如同D&G广告片中使用筷子的眯眯眼亚裔模特)。对东方的描述,实质上是巩固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认知。

  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隐含信念。由于欧洲于18世纪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革命,欧洲国家在生产力上遥遥领先,不断通过殖民战争中将其他文明卷入资本主义商业体系之中。在18、19世纪欧洲文明占主导的时代里,西方中心主义体现为“欧洲中心论”;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(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)又体现为“美国中心论”。“欧洲中心论”偏重古典、保守、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,而“美国中心论”更为明快,强调新式的“自由民主”。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,都是意识形态上的“西方”。至今,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学术界各个领域依然占据统治地位。在各个文明板块中,“西学”都长时间内成为先进发达的代名词,同时成为欠发达国家努力追赶的方向。

  尽管殖民时代已经结束,但是文化上的“后殖民”依然无处不在。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,尤其是曾经被西方殖民过的地方的文化,依然充满优越感,双方无法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。作为当代文化批评及美学学派的一支,伯明翰学派认为,文化是“一种整体生活方式”,西方国家在文化上依然对曾经的殖民地进行着“文化上的殖民”。从生活方式、价值取向、历史观等方面,西方文化依然强势,令既有的其他文化显得原始而落后。

  西方中心论在拉丁美洲造成的负面影响最为深刻:主流观点认为拉丁美洲的历史就是殖民的历史,将哥伦布发现“新大陆”当作拉丁美洲历史的开端,无视土著人已经在这片大陆生活了数千年,并发展了玛雅文明等辉煌古文明的历史事实;认为西方白人文化是进步的、需要提倡及模仿的,而拉美土著文化则是落后的、愚昧的,应加以排斥。实践中,自欧美殖民者到达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,数千万拉美土著人遭到杀戮。在西方中心论引导之下,拉美遭遇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自我迷失,乃至于乌拉圭评论家爱德华多•加莱亚诺(Eduardo Hughes Galeano,1940—2015)强调:“真正的历史在角落里哭泣。”

  今天,西方文化依然处于人类文明的前沿,尤其是其科技、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,依旧是全球其他文明模仿、学习的对象。作为发展中国家,谦虚的心态一定要有。但与此同时,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,西方中心主义总会表现出一种“唯我独尊”的姿态,甚至展现出我优你劣的“文化霸权”。更糟糕的是,在全球主义的背景下,西方文化总会主动地“挪用”其他文化——尤其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。D&G的失误在于,在其广告片错误地挪用了中国文化元素之后,其设计师又以其一贯口无遮拦的尿性加剧了矛盾,从而酿成一次轰动全球的文化事件。

  这一类事件一旦累计到了一定数量,难免在劳苦大众那里激发反全球化的想法和行动。商业巨头靠着挪用其他民族的文化开发新的商品,赚得盆满钵满,而被挪用的对象(很多是原始生产者)则艰难度日。消费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,在一些落后国家的中下层民众那里激发出了“反全球化”、“反西方”的情绪,这是我们必须提前警觉的。

  在这个身份问题越来越敏感的社会,西方和非西方确实都需要调整一下姿势。我们期待不同文化间互相尊重、充满诚意的深情对望,而不是快餐式的、形而上的模仿。毕竟,这不仅仅是生意。